最好的配资公司 1949年，“双枪老太婆”原型牺牲在渣宰洞后，她的后代怎么样了

1946年仲夏，重庆上清寺的一间昏暗茶馆里最好的配资公司，几位进步人士正压低嗓门交换情报，其中一位灰布褂、裹着头巾的中年妇人却最吸睛——别人称她“邓大嫂”，再过三年，外界会把她与《红岩》里的“双枪老太婆”相提并论。谁能想到，这位看似柔弱的女人，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。

她出生在清朝末年，闽南女子多裹小脚，她也难逃此俗。脚趾被缠得血肉模糊那晚，她咬着枕头，决意挣脱布带。几天后，村里人发现她的脚恢复了原样，惊诧声四起。人们嘀咕：大脚丫的新娘注定嫁不出。她却抬头笑道：“嫁不嫁人无所谓，我可不想天天和纱布过日子。”倔强是她最鲜明的底色。

少年时期，她偷偷跟着在武馆当教头的长兄练拳，猴拳、长拳、对枪样样来。有人调侃她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，她却抡起短棍示范，吓得看客噤声。从那时起，“敢字当头”的名声在县里传开。

大约1922年，她遇见19岁的邓福谦——江西馆小学的校长。青年拿着三尺讲台当战场，拒绝家中经商安排，誓言“教出识字的种子”。相亲那天，她躲在屏风后听他与长辈谈教育，温润书卷气与犀利见解并存。等踏出闺房，她只说一句：“这门亲事，我应了。”婚后，两人对外是校长夫妇，对内更像同志。丈夫讲《共产党宣言》，她听得聚精会神，突然插话：“推翻旧制度，总得有人先拔刀。”那一刻，夫妻的志向实现了叠加。

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第2年，邓福谦只身赴延安，在抗日军政大学完成学习后转战晋察冀，在敌后组织游击队。临行前，他把三个孩子托付给妻子。孩子们围着父亲掉眼泪，她却紧了紧绑带：“路上多保重，别担心家里。”送别的月夜静得出奇，她立在门前，手里还握着练枪用的木柄。

独自抚养子女并不妨碍她投身地下工作。凭借教师、校长的身份，她在课堂里讲地理时顺带分析前线形势，拿算术课本里的数字去揭露苛捐杂税之害，讲作文则引导学生写“为什么要抗日”。课后，她化名“桂娘”，沿川黔古道联络游击小组，运送药品与情报。因双枪功夫和机敏身手，地方武装给她起了外号“女飞骑”，但真正让她扬名的，是一次夜色里的劫狱行动——七分钟破锁，救出三名骨干，引发渝中区地下党讨论“要不要把她调去专做武装工作”。

1948年秋，西南局势骤变。川中反动派强行抓丁，蹲守要道，悬赏两万大洋捉拿邓惠中。她和二儿子邓叶德受命下乡动员农会，组织自卫队。一次回家换衣，她告诉孩子：“再等一年，父亲就能从前线打进四川。”话音未落，街口的告示把她列为“要犯”。危急时刻，她以挑盐妇女的装束翻过后墙遁走，但子女全被拘捕。押赴渣滓洞前，她留下短短一句话：“别怕，冷了穿棉衣。”

关于她在渣滓洞的最后时光，幸存者只留下只言片语：剥衣、吊拷、电刑，一概没能换来密码、据点，连名字都问不出口。看守发火：“你到底叫什么？”她淡淡答：“我是来领死的。”1949年11月14日夜，大屠杀前，她和儿子被一道押往山城郊外。枪声绵延，嘉陵江水翻卷，月色灰白。

消息传到川东解放区时，已是解放军入城的前两天。“可惜，只差一步。”警卫团长望着城墙旗帜，发出低吟。对邓家而言，天人两隔却只差片刻。

家人被营救后，生活一度陷入困顿。大儿子邓叶甲自愿从军，奔赴西北肃清残匪，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立过三等功，终因积劳成疾，于1960年7月病逝。遗物里那枚用旧布缝补的肩章，被同僚视作“革命之家”的注脚。

妹妹邓叶芸在1951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。校史档案记下她报到时的那番话：“枪声停了，总得有人拿起粉笔。”毕业后，她选择留校任教。几十年讲台风雨，她只对知情学生轻描淡写母亲的事——“她的死，值。”1990年离休后，她竟重新拿起毛笔，把母亲的事迹写成数十万字回忆录，稿子一字一句誊写，无一人催促，全凭心中那口气。